《乡土中国》是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著述的一部全面展现中国农村，中国基层社会面貌的作品，书中内容主要由费孝通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教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讲义辑录而成，而“乡土中国”也几乎成为了费孝通的代名词，那什么是“乡土中国”？费孝通的解释是“它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中国基层传统里的一种特殊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这本书的知识背景，调研材料是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时代更替，岁月流逝，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然解体，但书中所描述的某些现象，仿佛也仍在深刻地指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言：“《乡土中国》的价值在于从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中，找出乡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合理价值，以优化现代社会所谓道德真诚的生存环境。”《乡土中国》阐述了中国农村民俗风情的“礼治秩序”、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略微涉及到之前的著作《江村经济》，那是一个调查性质的报告，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易等经济因素，《乡土中国》则侧重于指出经济因素背后的社会道德、社会环境，适可二书一起读，互为补充，加深理解。

一、 关于农村的“法治”与“人治”

在“礼治秩序”一文中，费老认为西洋社会是法治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并强调法治的意思并不是法律本身能统治社会、管理社会，而是“人依法而治”，通过法律的约束来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理念异曲同工，突出了当时“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观察社会、剖析社会拯救社会的家国情怀。“乡土社会中，礼是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行为就认为是对的，社会中根据礼而积累的经验就认为是传统。”一定程度上，这依然是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有些乡土社会中的陋习，依旧认为是合“礼”的，也就被当成所谓传统，比如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如果发生诉讼，上了法庭，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都会被他人认为是不光彩的，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谓“礼”的观念的根深蒂固。因此法治的推广，在农村依然任重道远。

二、关于“文字下乡”

教育永远是时代的主题，即便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依然涌现出有一大批杰出人才，通过人物传记会发现，他们的成才，与后来的受过的教育密不可分，而在当时，教育机会是极度的不平等，乡土社会中文盲一大片，文字下乡难，难就难在于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在乡土社会中讲究的是时效性、直接性，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字是一种不太完善的间接说话工具，在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经验主义至上的环境中，文字表述似乎是一种奢侈的方式。时代快速发展至今天，教育平等依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农村教育问题突出，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是个人自身重视教育的程度。而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的目的远不止教会学生认识几个文字，更多的是教会学生学会分析、学会思考、学会表达，特别是要培养他们深厚的学识基础、广阔的视野格局。眼界开阔了，思维就不容易受限制，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就会多一点。

三、关于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

乡土社会的结构格局是差序格局，费老把这种人际关系比喻成“以自己为中心，波浪似地向外扩散，犹如水中投入一个石子后的水波，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不像西洋社会中那么界限分明，在中国通常是以己为中心，以情为权衡，“在西洋社会中争的是权，而我们是攀关系、讲交情。”这情又依赖于血缘和地缘，推及到人、家、国，并且是富于伸缩的。因此在乡土中国“公”“私”也是相对的，这只是取决于群己、人我的划界问题。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儒家学说有莫大的关系，此差序可以理解为儒家的“伦理”，人与人之间是有相对的差别、秩序的，每个人克己复礼，修身养性，对亲人同胞以孝悌，对朋友主忠信，自然本立道生，伦常所构成的网络就是稳固的。因此乡土社会中的道德也是私人的，道德标准缺乏普遍性，并且更偏重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既然乡土社会中存在这些现实的问题，无数仁人志士也在思考变革之道，张冠生认为是“志在富民”，梁漱溟认为是“培养人心”，而费孝通认为是“制度设计”。

费老终其一生都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思考社会的变革之道，在学以致用的心态下，坚持实地考察，走入基层调研，也曾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他那种实事求是，敢于探索，追求学术真理，让我们见证了一代大师的风范，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以朴素的情怀，深刻的见解剖析中国基层社会。最后以费老先生在80 大寿上，讲的意味深长的16字箴言，总结其大师风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