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世界》，作者：布儒。

核心提示：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摘蔡孝乾生活腐败奢侈，诱奸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为情妇，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被叛徒蔡孝乾出卖的吴石将军慷慨就义

蔡孝乾（1908-1982），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山。蔡孝乾的祖先是郑成功带往台湾的300福建家族之一，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米店账房先生。他原名蔡乾，双胞胎弟弟叫蔡坤。蔡乾自幼事亲至孝，除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外，还在上学路上捡拾田螺到学校请校工烧熟当午饭，以尽量减轻家庭的负担。校长知悉他的孝行后，主动在他的名字中加进“孝”字，改为“蔡孝乾”，从此这位孝行楷模遂成为全校师生无人不知的好学生。

上世纪20年代初，或出于祖国意识，或看中大陆学费低廉及入学手续简便，一些台湾学子纷纷到大陆上学。据统计，1920年之前，台湾留学大陆学生仅19人，但到1923年10月，已经增加到273人。蔡孝乾在父亲和台湾文化协会的资助下，于1924年春来到上海求学。

1924年至1925年，他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接触了马列主义，参加了进步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了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6年7月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联盟。1927年2月1日，日本警察在台北逮捕了蔡孝乾，11月被放。后为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大众时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15日，他在上海缺席被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共产国际领导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随后，他在台湾建立了支部。

唯一参加长征的台籍党员

1928年8月，蔡孝乾为了躲避日本当局搜捕，离台湾潜至福建漳州。从1929年2月起，他先后在漳州的石马（龙海）中学和龙溪中学断断续续教了几年书，还在诏安当过短时期的公路工程处临时职员。为了做台湾学生的工作，蔡曾在厦门住过一个时期。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

1932年4月25日，红军攻下漳州后的第五天，地下党员李文堂邀请他去苏区工作。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员出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1930年，他曾以巡视员的身份与蔡孝乾接触过。

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下，1932年6月，蔡、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红色战士报》编辑，后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教社会学和土地学，后参加“反帝同盟”，负责殖民地人民部工作。

在瑞金几年，蔡孝乾为周恩来翻译过日文本马列著作，如佐野学著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蔡孝乾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二大”，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1934年10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籍共产党人。

参加长征是蔡孝乾最大的资产，蔡才在后来得以脱颖而出，当上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蔡孝乾担任了“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上半年至下半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至1939年），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

1937年11月4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来到山西阳泉火车站八路军总部，发现蔡孝乾几人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这些敌工部的工作人员都会讲日语，有些还是日本留学生。蔡负责处理一切缴获的日方文件、日记和资料，也负责管理敌军俘虏和对敌宣传工作。蔡给她一份八路军政治部致日军官兵的宣言。以后几天，史沫特莱和蔡孝乾等人同住黄土崖的一个山洞里。翌日，一个日军的汉奸翻译被抓来，该翻译是日本人办的沈阳警察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史沫特莱发现蔡孝乾义愤填膺，对这名汉奸颇为鄙视。

1938年12月，蔡孝乾任八路军民运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后因我党“保护干部”的政策，考虑到前线危险很大，而蔡这样的人才太少，遂将他调回延安。

日本士兵田光繁于1938年8月29日夜，在河北邢台附近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不久被送到八路军政治部。1984年，他回忆道：“十分幸运，平时接触我们的八路军干部都是精通日语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平易近人。敌工部蔡部长是台湾人。”

调回延安后，蔡孝乾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台湾的今昔》等文章。1941年10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委。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他还是有20多名成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的负责人。

台湾省工委会书记

1946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1946年3月，蔡孝乾和张志忠（化名杨春霖、老吴，台湾嘉义人，曾在抗大受训，新四军军官）等准备回台湾工作。5月，刘晓正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湾省工委”或“台湾省工委会”），蔡孝乾任工委会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部长。

1946年7月，蔡孝乾化名老郑，从上海秘密返台开展工作。陈泽民化名老陈、洪幼樵化名老刘，为他最重要的两个助手。陈泽民在抗战前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时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随蔡来台时，已是有10多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了；洪幼樵1916年出生于广东揭阳，1937年入党，曾在抗大学习过，抗战时在广东、苏北打游击，具有武装斗争经验。从此，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和林英杰五人组成台湾省工委，即成为共产党在台湾的“五巨头”。

离开台湾18年的蔡孝乾，发现家乡物是人非，他对战后台湾情况十分陌生，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建立组织。到1947年“二二八”起义前夕，台湾省工委只有70多名党员，弱小的台共在起义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1948年5月，蔡孝乾赴香港，参加了华东局主持的关于台湾工作的会议。会上，蔡孝乾受到批判，说他在“二二八”起义中作风独断专行，严重脱离群众，犯有主观主义错误，未能将毛泽东思想与台湾具体情况相结合。

蔡孝乾返台后，台共组织发展迅速，截至1949年12月，党员已有1300多名。在台工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彰化永靖乡的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以及1949年3、4月的台大与师范学院的学生运动等等。此阶段，蔡的工作是配合中共解放台湾。

1949年9月30日，蔡被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共108名）。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9年4月6日，台大学生与台北警察发生冲突，即“四六学潮”；7月，台北邮政局员工发动请愿风潮，国民党断定幕后有中共地下党在策划。

此时，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一面采取合法统一战线，将组织渗透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关内部，发动工潮、学潮，引起台湾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的统治；一面采取游击战，利用台湾人民仇恨国民党的情绪，在各地建立“武工队”，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来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组织，壮大队伍。蔡还亲自拟定了开展高山族工作的具体方针，强调分化、争取两手策略。

被捕与叛变

国民党破获中共台湾地下党，是从破获台湾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报》开始的。1948年8月，国民党在基隆中学发现该报，又发现基隆某公司职员王明德邮寄过该报给女友，因此，秘密逮捕了王明德。王叛变，国民党顺藤摸瓜，1949年11月，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被捕。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获悉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师季云与老郑（蔡孝乾）有组织关系，并发现季的丈夫杨春霖（张志忠）嫌疑重大，于是在1949年除夕，将张志忠逮捕。张志忠坚贞不屈，1954年3月16日，他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1998年1月，中共中央经多年核实，确认他为烈士。

1950年1月29日，在台北泉州街26号，蔡孝乾落入特务手里。他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一连串侦讯，但是，他毕竟久经阵仗，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兜圈子。

国民党国防局保密局局长叶翔之对他没有用刑，而是劝诱，7天后，蔡答应合作。当时，蔡家有一张10元新台币，上有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号码，一个计小姐（马雯娟），一个是朱谌之，蔡答应打电话诱捕他们。叶考虑到蔡可能借机逃脱，所以对蔡直说：“你的资格这样高，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再抓回来，那就由不得我们了。”蔡满口应承，待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他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尾随特务赶忙冲进去追捕，可他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他逃走后，我党一大批干部得以转移，摆脱了特务的魔爪。

蔡孝乾第一次逃脱后，保密局认定此人好色，必然会同马雯娟（化名刘桂麟、计小姐）会合企图离台。保密局特务侦悉，蔡孝乾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着他的小姨子马雯娟栖身在老台共黄天家里，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蔡孝乾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蔡孝乾，却抓到了黄天。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终于招出蔡孝乾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医师家。天下就有这等荒谬戏谑的巧事，特务到嘉义乔装成农夫模样，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着乡间小路，四处寻觅可疑人等。不多时，一个特务瞧见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正迎面走来。他满腹狐疑，生活条件如此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正纳闷着，与那人逼近至仅20米之遥，“瞧！这不是老郑吗”！两人四目对望，蔡孝乾绝望地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们！”特务一把揪住蔡孝乾，铐上手铐说：“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这次，特务酷刑侍候蔡孝乾，他的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着额头汩汩冒出。晚上，蔡孝乾被关在台南看守所时，大呼与其有染的小姨子马雯娟的名字，特务将已投降的马雯娟送进蔡孝乾房中，蔡孝乾也投降了。正如蒋介石所言，最“无志无用”的他背叛了他20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红色事业。他的叛变导致台共高干大部分被捕，台湾左翼机关纷纷被破坏，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50年2月，洪幼樵在基隆赴香港的轮船上被捕，不久叛变。

后来，与我党有关的1800多人被捕，3000多人被枪毙，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此即台湾历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的白色恐怖。

在国民党国防部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国防部中将高参陈宝仓、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聂曦（吴石副官）等地下党纷纷被捕，我党地下工作者朱谌之（朱枫）被捕。朱谌之为浙江镇海朱家四小姐，曾在新四军中工作，吴石参加中共是她做的工作，来台后受上海的刘晓书记领导。她被捕后吞金自杀未遂。不久，吴石、聂曦、朱谌之等均被敌人杀害。此即轰动一时的“吴石间谍案”。

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摘蔡孝乾生活腐败奢侈，诱奸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为情妇，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三个叛徒加入保密局后，待遇表面上与同级人员一样，但毛人凤坚持，他们不能在保密局内办公，要另外安置，安排了严密的警卫，以防中共地下工作者处决叛徒。蔡三人非常不高兴，抗议说：“我们已经自新了，还监视我们干什么？”国民党只好撤走警卫，每人配两条德国大狼狗。当时台湾经济不佳，而这些狼狗要吃牛肉，每月所耗，相当于一个少校的薪水。

蔡孝乾后任国民党中央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军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叛徒蔡孝乾病逝于台北，终年74岁。他和马雯娟育有一子蔡艾安。